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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问:   提问时间:2011-07-21 15:02:02

课外辅导班为何能喧宾夺主?


解答:   解答时间:2011-07-21 15:02:02 提问状态:已解决

       下午4点多,北京市西三环辅路花园桥到航天桥一段变得拥挤不堪——这附近的一所小学正在放学。   孩子、接孩子的家长在人群中焦急地挤来挤去,场面有些混乱。在混乱的人群中几个举着“×××英语”、“×××小班培训”小黄牌的人分外显眼。一会儿工夫,小黄牌下就聚集了十几个戴小黄帽的孩子。随后,一个个“小黄牌”就领着一队队的“小黄帽”迅速散开了。
  在北京很多小学门口,下午放学时间,这种情形都很常见。以这样的方式,孩子们从学校的大门直接跨入培训班的小门。不知从何时起,曾经只是校内教育补充的校外教育,早已与校内教育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,甚至在一些大城市,校外教育大有喧宾夺主之势。其中,北京当仁不让地占据着全国课外教育市场的头把交椅。2010年,有几家中国中小学生课外教育培训机构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,而它们的总部,无一例外全在北京。
  小升初政策演变 催热课外培训市场
  在北京,课外培训市场的火爆与小升初的政策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  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习压力,从1998年开始,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,取而代之的是电脑派位,学生就近入学。
  经过大约三年的“蜜月期”后,电脑派位的效果受到了质疑,派位到薄弱校的学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二次流动,不少薄弱校甚至出现了“一开学班里少了一半人”的现象。
  有选择就会有选拔。以向有数学专长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为初衷的“迎春杯”,因为它的官方背景,逐渐地与小学生的升学挂上了钩。
  “那些年‘迎春杯’是一统天下的。”北京一著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回忆说,“在海淀区曾经有这样的传说:“迎春杯”就是小升初的通行证,拿了一等奖的可以进人大附中、拿了二等奖的就可以上北大附中……”
  慢慢地,又有了清华附中的“同方杯”、北大附中的“资源杯”、 “圆明杯”、“成达杯”等等。这些杯赛无一例外,比的都是奥数。自然而然,各种奥数补习班也就应运而生。
  到了2005年年初,“迎春杯”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,出现了4万人报名参赛的热烈场面。但是,就在初赛刚刚结束两天的时候,北京市教委叫停了“迎春杯”以及相关其他科目的竞赛和培训。理由是:规范小升初市场,杜绝小升初“奥数一票否决”的不正常现象,同时减轻学生们的负担。
  公办学校培训大门的关闭,给了民间教育培训机构一个绝佳的市场进入时机。
课外培训的蛋糕 各方都切下属于自己的一角
  用奥数成绩选拔孩子的方式遭到质疑后,英语又开始大行其道,之后是奥数、英语并驾齐驱……
  教育主管部门的禁令越多,下面的应对之策就越多,弄花了家长的眼睛、弄乱了孩子们的阵脚,却让与这场混战相关的利益集团蓬勃发展,生生不息。
  首先得益的是校外培训机构。禁令所禁止的一切都在培训机构这里得到了重生。
  比如“迎春杯”,早已改名为“数学解题能力展示”,由教育培训机构承办,虽然没有了往日的风光,但仍是现存的几大重大杯赛之一。
 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也办起了自己的杯赛,比如“学而思杯”、“巨人杯”。随着这些培训机构的不断壮大,它们的杯赛在备战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心目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。
  “百度百科”对其中一个杯赛是这样介绍的:它已经成为全北京市最有影响的综合性赛事,2009年5月第三届参赛人数接近15000人,基本上囊括了全北京市学习最优秀的孩子,所以可以非常准确、客观地评测出自身所处的位置。杯赛成绩也是参加各类活动(小升初保送、小升初推荐、仁华学校考试、华杯赛巨人代表队)的重要依据。
  重要的地位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学员。一位校外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曾这样说:“我们很少做媒体宣传……我们不愁生源。”
  北京大兴第五小学的几个学生在自己学校里做了一个抽样调查,在接受调查的181名3~6年级的学生中有84%上过课外辅导班,其中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中有90%的人上过辅导班。
  源源不断的学员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。让我们做一个粗略的计算:北京目前有100万左右的中小学生,目前奥数基础班一学期的费用大约是2500元,假设有50%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参加了奥数的培训班,这个市场规模就能达到2.5亿元。
  这还仅仅是奥数一项。
  学校也不是这场混战中的输家。
 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,“每年高考之后校长们都要到区里开会,校长们要坐成一圈,这一圈可是有学问的,是按照每个学校考上北大、清华的学生数量来排列的。多残酷呀!”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,恰恰成了帮助中学筛选生源的最有效的一部大机器。
  于是,在几方力量的推动下,北京的课外培训市场已经越来越强大,它已经成为一块香甜可口的蛋糕,各方都在蛋糕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角。校外和校内教育力量的对比也在发生着变化,用一位家长的话说:“课外辅导班成了正餐,学校的日常教育变成了餐后甜点。”
有专家指出:课外培训愈演愈烈,逐渐变成“正餐”,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:选拔。他进一步解释说,目前所有针对小升初的政策,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考试,但如果短期内无法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,选拔就必须存在,有选拔就必须有标准,就必须比出个甲乙丙丁。当校内教育无法保证向学生提供“给力”的竞争优势时,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空缺,趋利的民间教育资本就会本能地进入这个市场。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出台各种政策的初衷都是为学生减负,促进教育公平,但遗憾的是,现实只能是让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。
   大市场红红火火地吃肉 小市场也能美滋滋地喝汤
  校内校外的界限也显得有些模糊了。
  教育是公益的,市场是趋利的,当教育遭遇了市场之后,谁又能保证“公”一定能战胜“私”,“益”一定能战胜“利”呢?
  面对红红火火的培训市场,面对高额的讲课费,早有不少教师翻身跃入,拥有了两重身份,一重是公办学校的老师,一重是培训机构的教练。
  还有一些老师“洁身自好”地不去趟这浑水,但是却开起了自留地。
  徐眉的儿子现在在东城区一所中学上高三。小学和初中都在培训机构里留下身影的他,从上了高一起换了一种校外培训的方式。经很熟的朋友介绍,徐眉有机会把儿子送到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家里去学习,每周上一次,共80分钟,费用是150元,每个寒假和暑假还要集中10天上课,每次课是半天时间,费用是300元。
  徐眉算了算,这样上课,去掉寒暑假,一年仅数学一门的费用就是1.2万元,三年就是3.6万元,“这样可能比去培训班稍微贵些,但是针对性比较强,对孩子的帮助可能会更大。”
  进入高三以后,应儿子的要求徐眉又给儿子报了英语,“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,但是换成教研组长了,价钱高了很多,每周都上两个小时,要花300元。”
  跟徐眉的儿子一起上课的还有几个孩子,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停了学校里的课,专门在这个老师家开小灶了。
  “办这种班的老师也不少呢,越是知名的老师价码越高,据说有些特级教师1个小时的讲课费就要四五百元呢,而且,还必须是熟悉的人介绍才有机会上课,否则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老师。”徐眉说。
确实,有人有大众化的需求就一定有人有个性化的需求,所以,当大市场已经红红火火地过上了“大口吃肉”的好日子时,小市场也一定可以美滋滋地喝上肉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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